诡异的是，如果我们不说迷信，只说巧合的话，那么所谓的“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还真让萧红与她娘撞上了：萧红她娘姜玉兰(1886-1919)，1909年与萧父结婚，1911年生萧红，1919年就因病去世，享年34岁(虚岁制)
萧红系列02：五月初五生，男害父，女害母?
萧红爷爷张维祯(1849-1929)与妻子范氏(1845-1917)一生无子(只有三个闺女)，从五弟张维岳手中抱养的萧红她爹张廷举(字选三，1888-1959)。张廷举3岁丧母，12岁过继给了堂伯父张维祯，由黑龙江阿城自己的家被接到张维祯所在的呼兰县读书。1906年毕业于省立高等小学堂，21岁时又于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得奖励师范科举人、中书科中书衔，当即被分配到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并兼任该县实业局的劝业员。不久转回呼兰任农业学堂教员，及改造私塾总教习。范氏作主下，1909年8月，张廷举娶姜玉兰(1886-1919)为妻，姜玉兰的父亲乃呼兰县出名的设馆教书的儒学之士姜文选(1859-1934)，姜玉兰为其长女，自幼随父读书，16岁就能熟读唐诗宋词，在几个姐妹中(姜家四女一子)据说是最聪明的才女。
不过这里的聪明，我想打个疑问，就是萧红乳名荣华，原名秀环，6岁时改名乃莹的典故。 我怎么也吃不透。你说萧红母亲那么有才，怎么在给长女起名的时候，让她的名字随了自己的亲妹子、萧红她二姨姜玉环呢?在传统中国，这是文盲都不会犯下的忌讳，上下两代人名字相随，跟姐妹或者兄弟似的。
你说张家与姜家都是大户，离得也不远(萧红外家住呼兰县城西北45里的姜家窝棚屯)，常相往来——据姜玉兰娘家三妹姜玉凤老人回忆，萧红的母亲每年都要回娘家住上一两次，而每次回娘家都要抱着或带着萧红。 更重要的是，萧红满月之后，外祖家由于发大水，全家来张家大院住了四十多天才回去。
如此情形下，姜家怎么会在六年之后，才知道这个外女跟她二姨名字相随呢?不管怎么说，秀环改成了乃莹，据说还是萧红那个饱学大儒的外祖姜文选给起的。瞎改就瞎改吧，关键还有后续麻烦，就是外人怀疑萧红不是张家亲闺女的时候，凭空又填一证据：你看看，萧红同辈都是秀字辈，而且后一字必带一王字旁，你看看萧红的“乃莹”啥都没有。是啊，如果硬要改名，犯不得把萧红改得从同辈人中出局，你说除了“环”字，张家就找不着以王为偏旁的字了?问题是，除了萧红自己的同母弟秀珂以外，萧红后来的继母，给萧红生了三弟一妹，都找到了呵。他们分别叫秀琢、秀琬、秀玮、秀玲……一句话，如果说萧红一生是谜的话，我把她改名一事，列为第一谜!读书人家，大户人家，聪明人家，怎么能犯这么弱智低级的错误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1911年6月1日(阴历五月初五)，萧红出生，据说女孩这天出生不吉利，所以家人把她的生日改在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日(阴历五月初六)。如果萧红改名为第一谜的话，那么，改生日当为第二谜了。
季红真解释说，阴历五月端午，是屈原的祭日，而在民间信仰中，祭日出生的人不吉利，比如，至如今民间还有“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说法，云云。
季红真这里弄错了一点，中国民间是有各种出生日期忌讳，比如我们这里流行的“男不得初一，女不得十五”之类。但是，它跟任何人的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一种笼统的命相说;而所谓的“男不得初一，女不得十五”，其实是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阴历初一出生的男孩与阴历十五出生的女孩不多见，难得。另一层意思是，万一真有这种日期出生的孩子，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她)命硬，可能克父母，甚至克夫家，或者自己会大富大贵什么的。当然，家人若怕有什么不幸，还可以找算命先生给调剂调剂，就跟我们高考调剂志愿差不多，至于如何调剂及调剂成本，就要看主家找的大仙是啥东东了，双方价格谈好，命运档案就会被调剂到幸福安康大富大贵的那一栏里去。总之，所谓的“男莫占三、六、九，女莫占二、五、八”，也是民间的一种笼统说法，与任何人的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五”是屈原的祭日，那季教授你告大家，其它五个日子又都是谁的祭日呢?
有意思的是，季红真也在她的页下注里说明了，有学者认为呼兰并没有祭日出生不祥的说法，但她引用了萧红《呼兰河传》里的说法，也就是七月十五盂兰盆会的时候，有乡间认为这一夜出生的孩子是野鬼乘着河灯托生的，不被父母喜欢，要隐瞒生日等等。由此季红真断定，同是祭日，五月端午出生有不祥之说，未必就不存在。她猜测，可能是年代久远，建国后大破迷信的宣传，及文革中破“四旧”等运动，导致这个禁忌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季红真这里弄对了一点，那就是，有些禁忌是会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弄错了另一点，那就是，它跟屈原，跟祭日，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单纯的五月初五不吉利之说。这里可以参考谭绍兵的考证文章《端午节由来考述》。谭绍兵说，关于端午节的由来，有多种说法，重要的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与曹娥说、纪念勾践说，以及来源于吴越民族的龙日说、来源于夏至节和恶月说，等等。其中纪念屈原说影响最广、最深、最大，但是，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早在屈原之前，人们就有过端午的民俗了，屈原不过是人们后来的附会而已。 而在这多种说法中，我觉得恶月恶日说最能解释萧红家人的忌讳。
所谓的恶月，就是农历五月乃是仲夏疫病流行的季节，俗称“恶月”，又称“毒月”、“凶月”，故“百事多禁焉”。而五月初五日，则更是“恶月恶日”。此月此日禁忌很多，比如：“此日盖屋，令人头秃”;“不得曝床荐席”;“俗讳五月上屋”;“京俗五月不迁居，不糊窗槅，名之曰恶五月”;“五月多不剃头，恐妨舅氏”;“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卒于其位”;“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为此，民俗中有诸多避邪攘毒的活动，而最严重的就是“不举五月子”了，也就是不把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养大成人，有的弃之，更有甚者把孩子放入瓮中投之于江的。
这里我还可以额外再举一个例子：《史记》中就有一个著名的五月初五出生的、被父亲认为不吉利、主张扔掉的孩子，他就是战国四大君子之一孟尝君，姓田名文。其父田婴乃齐威王的小儿子、齐宣王的异母弟，封地薛邑(今山东滕县东南)。我们看看《史记》是如何讲述其事的：
初，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婴告其母曰：“勿举也。”其母窃举生之。及长，其母因兄弟而见其子文于田婴。田婴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顿首，因曰：“君所以不举五月子者，何故?”婴曰：“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将受命于户邪?”婴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忧焉?必受命于户，则可高其户耳，谁能至者!”婴曰：“子休矣。”
这里咱可以简单翻译一下：
田婴有儿子四十多个，田文乃地位卑下的小老婆生的，田文让其弃而不养，小老婆没有，偷偷地养大，并告诉了田婴。田婴斥道：“我让你丢掉这个孩子，为什么不呢?”田文磕头说：“您之所以不愿抚养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是什么缘故?”田婴说：“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个子会高得跟门户一般，会不利于他的父亲和母亲。”田文说：“人的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呢还是由门户来决定呢?如果命运是由上天来安排，您何必忧虑他。如果命运是由门户来决定，那么加高那个门户就是了，谁又能超过它呢!”田婴说：“算了。”
萧红远祖张岱，逃难东北时，原籍是山东东昌府莘县人。而田文乃山东滕县人，这不都是山东老乡么，风俗忌讳当然可以一样的了。
诡异的是，如果我们不说迷信，只说巧合的话，那么所谓的“五月初五出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还真让萧红与她娘撞上了：萧红她娘姜玉兰(1886-1919)，1909年与萧父结婚，1911年生萧红，1919年就因病去世，享年34岁(由于萧红及萧红家人的回忆录，都是按虚岁制，所以有关萧红及其家人也都取虚岁制)。这事若放俺们村，俺那些大娘婶子绝对会在茶余饭后拍着膝盖以专家的口吻下结论：瞅瞅，一点不差吧，五岁初五生，男害父，女害母，你们还不信，不信能中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