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养生方法风靡社会，人们谈论养生津津乐道。但中医养生文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她同老庄哲学著作中的养生问题有何关系呢?
从语源来考，《黄帝内经》有关养生的内容，当初都被学者们归于“摄生”类。其实，如果寻根问底，摄生一词首出《老子》。所谓“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第五十章)。这里的“不遇”和“不被”都有“不直面”之意，引伸为“远离弊害”的意思。事实上也只有不面对或远离弊害，才能有助于养生。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虽然养生一词经常出现，但意义很不一样。例如，《荀子·儒效》有“以养生为己至道”，养生是指治理或管理生活;《孟子·离娄》有“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其词义是侍养活着的老人。《庄子·养生主》两度出现养生一词，还是“庖丁解牛”寓言故事情节的结语和着眼点。它以一个厨师(疱丁)讲述宰剔牛肉(解牛)技巧的熟练经过，比喻在社会活动中应当趋利避害。文惠君听后若有所悟，说：“好啊!我听了疱丁的话，懂得了养生的道理。”这就是“养生之道”典故的出处。其实，这里的养生既不是讲医药保健，也不是指康复延年。而是宣扬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就是要“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只是顺便托出了保全性命，以尽天年的意思。
《内经》和中医虽有“养生”的内容和方法，但并不称为养生。即使出现“养生”一词，意义也与今天有别。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语中“养生”与下文“养长”、“养收”、“养藏”排比，与我们讨论的养生文字相同，意义有异。见于论述十二脏腑与十二职官相关的《灵兰秘典论》，在婉转评论“主明”、“主不明”，即“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等普遍社会现象之后，说“以此养生则寿”、“以此养生则殃”，尽管这里的养生已经与寿夭相联系，但仍是侧重诊治原则。
养生用于保健延寿，大约始于两晋以后。如嵇康有《养生论》，是认为学道可以延年益寿的代表作。同期还有葛洪所著《抱朴子》，观点相似。葛洪又以《肘后方》、炼丹术等著称，故对后世影响很大。尽管如此，稍后梁代的陶宏景也只是以“养性”来命名他的《延命录》。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中治病方药少见，所引“养生方导引法”却屡见不鲜。可见当时此法已较流行。同期，杨上善在《黄帝内经太素》中首先将养生内容收于“摄生”名下;稍后，王冰所注《素问》，序言中虽说自己“弱龄慕道，夙好养生”，但注解相关正文时只是称养生方法为“修养之道”。直到元明清时期仍未对其有统一称谓。
人们在什么情况下特别要强调养生?当然是在逆境之中。通常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之际既无郁怒，又很少得病，本是无所谓养生的。倒是处在逆境之际，容易憋出许多病来，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从来成败相因，祸福倚伏，一个结束往往连接着一个新的开始。因此，道家主张抱朴守一，修身待时。
人们也许会问，道家哲学果真对养生保健有用?回答是肯定的。典型的例子像年少得志的西汉才子贾谊，罢官贬职后他没有去死，居长沙时尽管受打击不小，受道家启发，还写下了“同死生，轻去就”的《服鸟赋》，以排解心中的愤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家哲学是“处逆境的哲学”。由于老庄时处战国时期，他们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被新兴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他们感受到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势不可挡，只能顺应。于是在忍耐中求生图存待变，梦想着将来的发展。
从阶级社会矛盾法则的观点来看，他们的学说成为一种处逆境的哲学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还不时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惊呼今不如昔。反映在《内经》中，总是将上古、中古与“当今”作比较，也总是把“当今”看得一无是处。可以说，哲人话养生，智者“处逆境”，尽管他们的学说和思想带有没落阶级的烙印与偏见，仍不失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在两种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领域碰撞中闪烁出来的灿烂火花。批判地继承道家养生思想的精华，对于身处不顺境界的人仍有保健康复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