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政客和评论家在讨论精神疾病和危险的时候，其实只是在伪装下宣传着恐惧。开始将精神疾病视为枪支暴力背后的首要原因并不值得夸奖，因为这是一种歧视。
随着一些被广泛报道的枪击案的发生，美国已经将枪支管理讨论的焦点转到了精神疾病，荒谬之极。美国每年有10000例持械杀人案发生，只有很小一部分罪犯患有精神疾病。仅上周末，芝加哥有60人遭枪击。媒体没有直接关注精神疾病，因为那并不是枪支暴力的首要因素。
科学证据
精神疾病患者病不会比非患者更容易有暴力倾向，而精神疾病患者与其说容易实施暴力，不如说更容易成为暴力受害者。
精神疾病患者实施暴力的时候与非精神疾病患者实施暴力的时候并无太大区别。少有例外，除了药物治疗导致的情绪失控或者病人未服用药物。而其他时候，他们就像幻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做着自以为是自我防卫的行为，并非有意侵犯他人或是提前预见到会伤害他人。
政治中的科学
许多立法者正希望剥夺精神疾病患者持枪权，但如何定义精神疾病患者呢?是只要得了《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出版，是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最常使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译者注)上的病么?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包括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学习障碍以及智力障碍。同样还要包括的还有临床疾病，但临床疾病往往只是暂时性的失调(图一)，以及人格认知障碍或智力残疾，这一般而言是终生疾病(图二)。
我们要禁止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患者持枪么?包括全国到处都有的打猎为生的战后老兵?
我们要禁止产后抑郁患者持枪么?我们怎么监控?要是她康复了呢?她必须接受可以被称之为歧视乃至骚扰的检查么?
我们讨论的问题并非一个人现在或者过去是不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我们要问的是：如果这个人持枪，会不会对他/她自己或他人造成威胁。这才是关键。将精神疾病当作检验一个人是否会造成威胁的判断标准完全是混淆视听。
国家精神疾病研究所预计去年有26%的人遭受着不同种类的精神疾病，而45%的人一生中有过精神疾病。也就是说上百万人现在或过去都患有精神疾病。把精神疾病当作剥夺他人持枪权的标准会
1)使人们因害怕失去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第二修正案赋予公民持枪权，译者注)而放弃寻求治疗精神疾病，以及2)剥夺大量公民的持枪权，这几乎等于解除公民武装。
这很重要，因为全美的人们都更应该了解，无论是民主党或共和党，无论支持枪支管理或者反对枪支管理，都犯了错误，污蔑了精神疾病患者。
歧视
精神疾病对枪支争论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可随手妖魔化的替罪羊，右派把它看作把枪支暴力公众注意力从枪支转移到有精神疾病的持枪者身上，只要求剥夺“他们”的持枪权。左派就认为自己在理解精神疾病患者和治疗方面更加开明。
公众喜欢把一切不懂的都看作威胁。对未知的恐惧牢牢扎根在我们的本能之中，尽管事实是这种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有罪推论伤害了他们。我们似乎在情感上需要害怕他们，很怕他们。这却完全不符合一个开放而文明的社会。
尽管我们的监狱里填满了精神疾病患者，中间许多人如果有适当的治疗的话本可以避免牢狱之灾。每年有近20000起持枪自杀案件，也许该立法者来考虑一下抑郁症，抑郁狂躁型忧郁症和其他类似精神疾病与持枪途径之间的关系了。但相对而言，换抑郁症或抑郁狂躁型忧郁症的人很少真的自杀。
我们需要认识到被报道的事件之所以被报道是因为它们与众不同，而尽力去阻止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即使可能，也困难重重。预测一起校园枪击案，或者一个患有或曾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会枪击别人就像是要预测闪电会击中哪个地方一样，几乎不可能。也许有一些遗传因素可以作为预示，但都不能作为真的警示钟。
我们可以做且早应该做一些事来减少枪支暴力，但聚焦在精神疾病患者身上绝非这些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