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斯是一名博士，专门从事神经心理学，同时还是一名科学家，心理学家从事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学术医疗中心的。当她对待病人，评估认知功能就是她的工作，因为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意味着思维和记忆。有时候，她也要诊断抑郁症患者，他们会伴有愤怒，怀疑和否定的混合反应。她想对她的病人说她就是临床抑郁症的幸存者。
通常情况下，我会有一些病人在他们50多岁和60岁的时候会开始关注老年痴呆症。他们进来，很肯定自己有痴呆或觉得他们记忆退化了。
我告诉他们，“是的，我从在你那收集的数据来看你确实是有点问题，但我觉得那不是老年痴呆症，而是抑郁症。”
以我个人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消息。我很激动的告诉他们他们没有患痴呆症，因为老年痴呆症是不可治的。但这也有点令人沮丧，当病人们知道自己得了抑郁后会感到很失望。因为我就是带着抑郁症生活的，所以我知道这是不致命的也是可治的，而且你可以存在的很有意义。但当他们把这想象成和老年痴呆一样或甚至更糟的病时，那这就会变得很艰难。
有点困难的是我的双重位置，是的，我即是一名医生也是一个病人。你想透露给你的病人的一定不是 - “我知道这是很有效这对我很有用。”的说法，因为心中很郁闷，所以实际上可能会把你的话扭曲为“嗯，你郁闷，所以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现在恢复的很好，而我试图让人们好好利用可用资源。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 我们拥有一些过去没有的资源。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需要帮助实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受虐的关系中，我到处寻求帮助以摆脱这种关系。所以，当我的治疗师帮助我那段关系后，她也表示担心我可能会患上混乱临床抑郁症。我很同意她的观点。
我被确诊时我才20岁，但我记得那段小孩子难以承受的悲伤的时期。那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特别是那厚重的悲伤的感觉，还并没有消失 - 显然我仍然记得这一天，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那是一个大问题 - 那天我最好的朋友决定，她不想和我一起玩。那个时候我才5岁。我很难接受这个消息，但回过头去看，我比我想象的中更加努力的想要去接受这个事实。
当我告诉我的母亲我的诊断结果时，她难过极了。她说，“这真是是一场噩梦。”
那个时候是在我自己国家，我第一次抑郁发作，我想，“好吧，想象一下我会是什么样子。
我的父母是新奇的一代，他们都非常崇尚白手起家的心态。因此，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感觉好一点。奋斗了几年后还是那样，也就是20年后，我仍然觉得自己在努力教育他们 - 不只是关于抑郁症是什么，还有关于对我来说抑郁症意味着什么。这是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教育。
对我来说，抑郁症是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胸上的负担一直延续到手臂。我已经知道这种感觉了。我想，如果你有一个以上的抑郁发作经历，那么你就可以开始注意到这些迹象了。
这是一个非常朦胧的感觉，就好像你正在与世界上其它黑暗的隧道的人进行通信，你呼喊，试图与人沟通。你不一定完全理解别人和你所说的。从逻辑上讲，你理解。但你稍微慢了一点。
我知道我很容易抑郁发作，我努力采取措施以避免它。我知道一些会有帮助的方法，尽管我不喜欢做- 运动，与其他人交往。但每过一段时间就不管用了，然后我的情绪就会低落两个多星期，我会感觉昏昏欲睡。然后我就会吃药，表现的和往常一样，然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用着些可能会再用到的知识生活，我觉得并没有和别人想象的一样痛苦，因为你了解了让它好转或转坏的模式。你熬过的次数越多，你感觉到的生存几率就越大。
这有一种抑郁症很受用的思想。所以，我试图让我自己的思想有用。当其他人在斗争时，如果他们是我的朋友，我会说，“我也在战斗。”